独家 | 由教师高铁抵门被罚停职联想到的，教师该成为道德模范么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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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一起“教师高铁抵门案”，

闹得沸沸扬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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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可观看现场视频

事件回顾：

1月5日，由蚌埠南开往广州南站的G1747次列车在合肥站停站办客时，一名带着孩子的女性旅客“以等老公”为名，用身体阻挡车门关闭。

记录该事件的视频一经流出，便被全网关注，并迅速披露出这名女子姓罗，是合肥一所学校的教导处主任。

1月10日，合肥铁路公安发布通报称，涉事旅客罗某到合肥站派出所承认了错误，罗某涉嫌“非法拦截列车、阻断铁路运输”，违反了《铁路安全管理条例》相关规定，被处以2000元罚款。

针对罗某“扒火车门”的行为，在铁路部门未作出具体通报之前，她所在的学校抢先一步作出了回应：

1月9日下午14:30，当地教体局召开局党委会，对此事件作出如下处理：

一、责成当事人罗某某立即停职检查；

二、勒令永红路小学就教师队伍建设作出深刻检查，深入调查事件原因，依法依规依纪处置到位；

三、区教体局举一反三，在全区教育系统中广泛开展学法守法及师德师风警示教育，严厉杜绝此类现象再度发生。

这样的处罚一出，有不少人拍手称快。

可以看得出，吃瓜群众拍板砖的点在于，该女子未遵守公共秩序。而这名罗女士被曝出是小学教导处副主任，且获得多次荣誉称号后，这更加激起了民众的愤怒。

扰乱公共秩序，必定要相应地受到处罚。但是如果犯事者是一名人民教师，就另当别论了。

这已经不只是扰乱公共秩序问题，这是师德的问题。

因而，有不少人还觉得处罚过轻，为人师表却无法以身作则，应该开除。

也有人觉得，一码事儿归一码事儿

换句话说，这件事的重点在于违反了社会公共秩序，与教师这个职业无关。

环球时报就曾发表评论：罗女士的确在高铁上违反了管理条例，她在高铁站犯糊涂，应该处理她的是执法系统，而她所在单位在视频公布的当天就停她的职，表现出迎合网上舆论的“政治正确”，这很必要吗？

这很有必要么？

如果沿着教育局的思路来说，这事儿大了去！你是一名人民教师，教师必须以身作则，这关乎师德，关乎人民的下一代。

但如果沿着“普通公民”的思路， 教师在离了职场之后，就不应该以职业道德来约束。就好比一名医生随地吐痰，人们不能指责他没有医德。

说白了，这也浮现出了多年来人们对于“师德”讨论——教师的道德尺度，该画多大的圈儿？

教师，该是道德模范么？

但凡公共事件中出现教师，人们的神经似乎就颇为紧张，或者，更为准确的说，只要一谈到教师，人们心中的道德尺码不自觉地抬高几寸甚至抬高几尺。

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，教师这样一个职业，存在其特殊性。正如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袁振国曾说过的：“教师这个职业决定了他是一个特别的职业，因为他是影响人的职业。”教师的职业天然与道德、品行挂钩，甚至可以这样说，成为一个教师的前提是有道德。

而在中国，教师这个职业则更具有特殊性。在古代，教师这样一个职业不只是传递知识、教书育人。它被放置于天地、先祖及君主并列的高度，承担着治国、重道、教化、强法等重要的政治任务。士大夫的德行操守，作为国家道德精神文明的象征，甚至是影响国家政治文化的重要因素。因而，教师数千年来被长期赋予超出其职责范围的义务——充当道德模范的角色。

在这样的伦理环境下，人们对教师的个人道义和美德提出了尤为高的要求，“园丁”、“蜡烛”、“为人师表”、“安贫乐道”、“无私奉献”是人们对教师形象和行为的理想设计。

但是，时代在变化，经济在发展，教师如今无需再承担更为繁重的政治任务。社会价值观逐渐多元化。“园丁”、“无私奉献”、这类单薄的形容词再也不能圈住教师多元复杂的形象。

单纯地依靠个人的信念和意志去践行崇高的道德理想，并把自己的工作与崇高的理想、信念、事业心和使命感联系起来，变得越来越难，甚至让不少教师望而却步。

曾有一篇《对不起我只是教师》的文章火爆朋友圈，文中写道：

有人问：你是搞教育的？我回答：不，我只是个老师！有人问：你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？我回答：不，我只是个老师！有人问：你的工作是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？我回答：不，我只是个老师！有人问：你是吐丝的春蚕，你是化泪的蜡炬？我回答：不，我只是个老师！可是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不知道大家所描述的到底是谁？我，只是个老师！

不少人表示，这篇文章道出了不少教师的心声：他们拒绝成为道德模范，渴望走下神坛，只想成为一名普通教师。

我国台湾学者但昭伟更是曾撰文呼吁，应解除教师身上的传统道德枷锁：我认为当老师的既然无力承担社会对他们的高规格的期许，寄予可行性的考量，社会就“不应”对他们有那么高的期许；老师就应和其他人士一样，接受同一套道德规范的约束，而不是去成熟一套比较高规格的道德要求。

师德，悬在教师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？

尴尬的是，如今的教师行业，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。在清华大学原副校长、教育研究院院长谢维和看来，一方面有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对教师地位的尊崇，另一方面则是现实背景下，教师的尊严和地位正在下降。在一些学校，师生关系趋于冷漠、恶化。

社会诚信缺失、道德观念缺失，加之市场经济的冲击，很多社会矛盾及不平衡层层深入反映到教育上，从而加剧了教育竞争，势必影响到学校和教师，尤其是少数教师认为付出与回报不平衡的时候，就会通过各种方式寻找付出与回报的平衡。比如，近年来，典型“失德”案例多次被曝出，而频发的教师虐童案，也更让家长们站在了学校的对立面，以不信任的态度面对曾经授业解惑的教师。

人们不禁在发问，教师为什么会如此“失德”？新时期新形式下，师德到底要不要坚守？

师德，难道成了悬在教师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？

台上台下，不都是教师的“舞台”

一方面是传统道德理想主义师德观并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，另一方面，“师德”的底线在不断地下降。“师德”问题，确实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。

如果细细盘点近年的国家政策，我们会发现，师德建设，越来越成为政府的关注点：

2010年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中，提出“努力打造一支师德高尚、业务精湛、结构合理、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”，将师德建设提高到教师专业化的高度；强调了教师的行为准则和师德要求，要求“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考核聘任聘用和评价的首要内容。”

2013年在《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》中提出：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。 2013年9月颁发了《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中小学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》；

2014年1月又颁布了《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》，明确对侮辱、体罚、收礼、性骚扰、有偿补课等行为要进行处分。除此之外，将师德作为教师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，列入“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”。

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(2010— 2020年)》明确提出，“严格教师资质,提升教师素质，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、业务精湛、结构合理、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。”

现如今，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府，对于师德建设越来越重视，这既是顶层设计，也是时代的呼唤。

但是，细数这些规范，其内容涵盖极为广泛，实操性和可行性比较低，只能靠执行者理解。

甚至，在师德这一方面，我们远没有理清一些思路和概念。

正如北京史家小学校长王欢在“中国教师·敬德会讲”双月论坛曾这样说道：“现在，大家对师德既泛化又窄化，既神圣又庸俗化。”

比如，我们有时候把“师德”，从教师职业道德泛化扩张至普通人的道德。刘次林在《师德建设需要思考的三个关系》中指出，目前，我们仍在强调教师工作应该没有时空界限，所谓“台上台下”都是教师工作的舞台；课内课外，都是教师工作的时间”表达的就是这种职业与生活天然混合的蒙昧观念。

换言之，一个教师在课堂与学校中需要遵守相应的职业规范，离开了学校和教室这样的空间，我们就没有理由用师德去约束（而应该用社会公德等去约束）。

有时候，我们也会把师德窄化以“教书和育人”为判断前提的道德，但实际上，教师不只是传授知识，更是帮助和促进学生的转化。

总而言之，“师德”应该是教师职业道德，而非教师道德，它体现的是教师这个职业的特征，不能完全与普通人的道德划等号。无需过高拔高、也不应窄化教师的职业道德。

正如王凯在《近年来我国师德观念发展的三大趋向》中表示，如果把一些个人道德、家庭道德和其他公共道德强加到教师职业道德上，就会冲淡师德的专业特性，不利于建设一套充分体现教育工作要求和特点的专业道德规范。

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檀传宝就指出，教师质量与专业精神不能分离 , 因此由抽象、模糊、未分化的师德走向具体、明确和专业化的伦理规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。

也如著名教育家顾明远所说：“说到底，师德的问题还是教师专业化的问题。”

作者 | 周继凤   江玉婷

责任编辑 | 王晓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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